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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严峻斗争中，全国上下一心、全力应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所取得的成效，再次证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同时，这也引发人们深入思考：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何必然并能够成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集中力量办大事，就要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效协调各领域、各层级资源，集中力量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关键难题，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和重大灾难，推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尖端项目或重大活动。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的一大制度优势。

集中力量办大事，何以必然?这是后发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优化选择。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面临的基本情况是人口多、底子薄、资源有限、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中处于追赶地位。要想迎头赶上，必须找准突出短板和弱项，集中有限资源去攻关，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例子来证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功实践。如今，中国发展起来了，也许有人会说，在国家综合国力日益增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推进的今天，为什么不完全靠市场来调配资源，而非得借助政府力量来调配资源办大事?且不论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仍然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关键是有的大事要想办成，就必须集中力量。像防控传染病疫情、减灾救灾这样的大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都需要集中力量去应对，区别在于能不能迅速、合理、有效地集中力量。再如，要解决几亿人口脱贫这样人类历史上的难题，如果只靠市场经济的方式去办，只靠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去解决，只靠一般性的福利制度安排去做，那不仅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而且可能不断产生新的经济社会问题。

集中力量办大事，何以能够?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后发国家都能够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有的国家在某个时期、某些特殊情况下做到过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只有中国能够把集中力量办大事上升为制度，进而成为能够长期发挥重要作用的显著优势。这是由我国的性质、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决定的。我国以宪法这种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沿着，集中力量进行”，并将此体现到各个具体领域。比如在经济领域，我国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等基本经济制度为集中力量办大事保驾护航，同时在经济运行中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由此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奠定了坚实制度基础。中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说是做到了“三个一”：“一张图”，就是对所办大事有统一规划;“一盘棋”，就是各地区、各部门从全局着眼，围绕所办大事形成合力;“一竿子”，就是保证从中央到地方政令畅通，在贯彻执行上一竿子插到底。如此运行方式，大事自然办得成。

集中力量办大事，何以成为显著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最本质的特征，是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领导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显著制度优势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武器。辩证唯物主义既讲全面又讲重点，既讲主要矛盾又讲次要矛盾，既讲矛盾又讲矛盾的转化。这决定了我们党在治国理政中能够抓准影响全局的主要矛盾和工作重点，将其列为需要集中力量去办的大事。那么，怎样才算抓准了大事呢?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各项事业的发展，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因此，集中力量要办的大事，就是符合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　　当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安排，也需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存在的一些短板和弱项，然后不断去完善和发展相应的体制机制，从而使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显著优势更好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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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的显著优势。正是因为有这个显著优势，中国才能成功破解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破解的难题，党和国家事业才能在发生历史性变革并取得历史性成就，才能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中国之治”的这一独特优势得以充分彰显。

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中国共产党一脉相承的治国理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对处理好中央和地方关系高度重视。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著名论断，成为我国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纲领性指南。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始终强调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原则为基础来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从设立经济特区，到确定沿海开放城市，再到内地全面开放，党中央不断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党的十八大以来，把“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做出战略部署和制度性安排，把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政治前提和核心要义，在加强中央宏观事务管理的基础上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规范垂直管理体制和地方分级管理体制，构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政令统一、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作体系。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逐步从原则框架落实为更加具体的制度，推动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彰显了全国一盘棋的制度优势，为战“疫”汇聚了强大合力。在抗疫过程中，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双向互动、同向发力，形成既规范高效又充满活力的良性互动机制和破解难题的动力系统。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全国疫情防控的统一指挥，中央指导组深入湖北武汉一线指导督导，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集合32个部门按照战时要求统筹调度并密集出台系列政策，人民解放军闻令即动、勇挑重担，全国医疗机构迅速驰援武汉，有效保障了中央顶层决策的快速传导和高效落实。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全面承担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因地制宜、分区分级分类做好属地抗疫工作，快速形成了一级守一级、层层抓落实，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防控体系。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抗疫中之所以相得益彰，关键在于理顺了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中央的积极性通过科学的体制机制传导为地方的积极性，地方通过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将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处理公共事务的效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之所以同频共振，更在于从上到下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始终用这个理念把两个积极性紧密连接起来。此次战“疫”启示我们，有效防范和应对未来各种重大风险的挑战，必须进一步完善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协同制度和传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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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这个显著优势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是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路径。无论是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还是重大科技项目攻关，无论是建设国家重大工程还是推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都一再彰显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面向未来，坚持和完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进一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

切实深化认识。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充分认识到发挥这一显著优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路径和机理。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之所以能成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是因为它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法宝，是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法宝。这个显著优势，既是已经形成的，更是动态发展的;既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矛盾是永恒存在的，发展中的风险挑战是难以避免的。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任务之繁重前所未有，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无论是来自国内的还是来自国际的风险挑战，无论是来自经济社会领域的还是来自自然界的风险挑战，都需要运用制度威力来有效应对，包括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当前，面对前进道路上正在和将要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我们要不断深化对集中力量办大事显著优势的认识。

把握内在要求。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要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在要求，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不同利益主体所需要办的大事是不同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旦偏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在要求，所要办的大事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响应和支持，就无法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就难以真正办成人民群众认可的大事。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决定了我们所要办的大事始终服从和服务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服从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而能得到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新形势下，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就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不断完善机制。强调，“要形成条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机制。”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将这一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就要不断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特别是要完善科学决策机制和有效实施机制。科学决策的关键是要准确把握我们所要办的是什么样的大事。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倾听人民呼声、顺应人民意愿、汲取人民智慧，统筹考虑、全面论证、科学决策，不能只顾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不能脱离全国一盘棋而仅从局部利益出发。科学决策是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显著优势的初始环节，也是大事能办成、能办好的关键所在。有效实施的关键是综合运用国家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法律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同时，要充分运用我们党的组织体系优势，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有效贯彻到地方和基层，确保在办大事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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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深刻认识这一科学判断，对于增强制度自信，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实现强国建设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集中力量办大事助力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局面，为了尽快建立独立工业体系，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我们党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推动工业化，在很短时间里形成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了加快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我们党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研制成功“两弹一星”，保障了国家安全，提高了国际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建成三峡水利枢纽、青藏铁路、载人航天、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特高压电网等许多国家重大工程，在新时期展示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巨大优越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凭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我国在国产大飞机、港珠澳大桥、“蓝鲸1号”钻井平台、北斗系统、超级计算机、“天眼”探空等一大批重大创新工程上取得突破，标志着我国已经处于世界科技创新的先进水平。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在防灾救灾、脱贫攻坚、生态保护等领域也得到重要体现。我国事业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制度优势的突出特征，是我们战胜各种重大风险和挑战的不二法宝，是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飞跃的强大动力，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集中力量办大事体现了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要求。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集中力量办大事。马克思说：“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 社会化大生产以广泛的社会分工和密切的协作为特征。生产分工和协作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由于人的需要的无限性、多样性和社会劳动资源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客观上要求将有限的社会劳动按比例分配到社会分工的各个领域，这是客观经济规律。建立实现了全体人民利益的根本一致性，可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用于解决最重要的任务，强化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实现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目标，形成了门类齐全、产业链完整、制造能力强大的现代化工业体系，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大国。离开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一切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以人民为中心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根本立场。指出，“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集中力量办大事正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处于。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加快发展，过好日子，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手段，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集中力量办大事，本质上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克服发展瓶颈和实现快速发展的过程。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不充分调动全体人民推动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在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下，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重要民生问题得到根本改善，中国成为全世界脱贫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人民群众成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最大受益者。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国民经济行稳致远的压舱石。实现经济快速稳定发展是所有国家都追求的目标，而能否实现目标，关键取决于制度安排。在条件下，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统一。市场经济具有自主经营、加快要素流动、通过平等竞争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优势，但是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投机性、短期性、滞后性和容易导致垄断行为等弊端，容易引发经济危机。基本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能够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国有经济为战略手段，通过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区域政策等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保持宏观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实现国民经济稳定运行，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基本制度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的优势相结合，既能够充分释放市场的活力，又能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防止经济危机发生，保证经济健康发展，行稳致远。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国家经济治理的重要职能。国家经济治理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是通过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目标、任务、结构、路径进行引领、指导和协调，实现国民经济健康协调稳定运行的过程。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建立在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一制度的特性是：既允许所有经济主体拥有自身的物质利益，并据此进行自主经营，展开平等竞争，追求最大利益，又要求集中力量办大事，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与共同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统一，推动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性增长，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不具有的制度优势。基本经济制度的特性在国家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体现就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国家经济治理既要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又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重要职能，自觉引导国民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方向转型升级，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切实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党的领导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根本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最本质的特征，是制度的最大优势。在国家经济治理中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有利于保证国家始终沿着方向前进，有利于集思广益、凝聚共识，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得人民的拥护，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使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实施重大国家战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物质和文化需要的重要途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制度，全面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奠定更为坚实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基础。党的领导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根本来源，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根本政治保证。在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坚持和发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必须牢牢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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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内在的优势。与资本主义相比，具有许多方面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即是其中之一。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谈论“六五”计划时说：“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中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这样一套制度安排，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促进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各级党政部门顺利推行施政计划。邓小平同志还说过:“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我国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所为、有所不为，自主实现了一系列重点突破、重要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濒于崩溃边缘，但我们集中有限的物力、财力和技术力量，在“一五”计划期间展开了以“156项工程”的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迅速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国家层面组织的大科学工程。从1959年6月中央下决心独立自主研制原子弹开始，仅仅用了5年多的时间，就于1964年10月16日实现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使科技、经济基础落后的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五个核大国之一。这是震惊世界的伟大壮举，不仅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战略基石，而且对国家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将科学实践活动上升到国家层面，以任务带学科，推动了全国科学技术体系的建立。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两弹一星”是在政治环境异常严峻、经济条件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举全国全民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历史丰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优势，先后建成了三峡工程、青藏铁路、京沪高铁、京广高铁、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以及世界上最大的电信网络等举世瞩目的建设项目;完成了神舟飞船、“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天河二号”“蛟龙”号等高科技项目;成功举办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等重大国际赛事;战胜了洪水、“非典”疫病、大地震一系列重大自然灾害。指出：“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