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共产党员问责条例内容

　中国共产党员问责条例内容解读

　　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同时也面临着“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完成历史使命，战胜风险挑战，必须管好党、治好党，确保党始终成为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党中央紧紧抓住治国理政的关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大振。“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试出了人心向背，奠定了广泛和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只要我们管党治党不放松、正风肃纪不停步、反腐惩恶不手软，就一定能赢得这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斗争。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治制。”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建设好、管理好一个有430多万个党组织、8700多万名党员的执政党，离开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解决从严治党问题，最根本的是严格遵循执政党建设规律进行制度建设，不断增强党内生活和党的建设制度的严密性和科学性”“要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为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任务，加快构建以党章为根本、若干配套党内法规为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制度治党的重要意义和方法路径，廓清了一系列事关根本的重大问题和根本关系，为新形势下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建党95年来，我们党在制度建党和制度治党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以党章为根本的党内法规，为中国共产党领航中国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党内法规也出现了一些不配套、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的现象。比如，在某些领域和某些方面，制度滞后于实践发展和形势需要;有些制度过于抽象笼统，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可操作性的规定;还有些党内法规制度公信力、约束力弱化，甚至沦为摆设。这些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短板，必须尽快补齐。正因为高度重视，三年多来我们党的制度建设取得了巨大进展。截至目前，中央已经出台或修订的党内法规共54部，包括党章1部、准则1部、条例8部、规则6部、规定21部、办法9部、细则8部，超过现行150多部中央党内法规的三分之一。

　　在众多党内法规制度中，问责条例堪称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件利器。条例贯彻党章，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问责。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实践证明，问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但如果没有统一、配套、刚性的问责制度作支撑，问责的执行效果必将大打折扣。党的责任重如泰山，有权必然有责，失责必须追究。制定问责条例，既是为了减少问责执行的自由裁量空间，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同时也是在告诫和警示全党，党中央对问责是动真格的，党的领导干部不担当、不负责就要被追责。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问责条例的制定，进一步夯实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基石。广东是发展的排头兵，全省各级党组党委、纪委纪检组和党的工作部门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南粤党员干部队伍，为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总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中国共产党员问责条例内容详解

　　条例到底有哪些变化和规定?如何突出体现党纪“从严”?

　　纪法分开：70多项与法律重合内容删除党纪严于法律

　　条例修订：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修订删除了70余条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重复的内容。修订后，条例从原来的3编、15章、178条、24000余字缩减为3编、11章、133条、17000余字。例如，之前与刑法等重合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内容，不再单独规定于党纪中。

　　专家解读：中纪委特约监察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表示，现行党纪处分条例2003年12月颁布实施，但随着形势发展，已不能完全适应从严治党新需要。最大问题是纪法不分，其中近一半内容与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重复，实际上难以用到，也浪费了行政成本，甚至在极个别情况下还会出现以纪代法、越俎代庖的情况。

　　例如，纪委通报的案例中，某地一位区县领导因收受礼品被党纪处分，未进入司法程序，而该地某中学校长因收受家长礼品被处以更严的有期徒刑。

　　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表示，不少违纪案例反映出党纪滞后于反腐败形势，一些党纪与国法重复，党纪抓小抓早的作用体现不突出，出现了“没查都是‘好同志’，一查就成‘阶下囚’”的现象。

　　此次修订落实了从严治党、党要管党的要求，强化违纪查处，为党纪“加码”，在法律之前为党员划定纪律底线，从小错抓起，不让党纪严于国法沦为空话。

　　专家表示，条例修订的精神已经在近期纪委执纪当中有所体现。例如，中纪委对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通报中，首先提到的就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重大问题上发表违背中央精神的言论，不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干扰、妨碍组织审查;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为提拔职务进行非组织活动，违规选拔任用干部，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等。

　　高波表示：“通报中通篇都是鲜明的‘纪律语言’，是纪委执纪当中纪法分开的明显信号。新修订的条例正是把这些实践成果固定下来。”

　　划定红线：强调追责明确6类“负面清单”

　　条例修订：强化“负面清单”作用，将原有条例规定的10类违纪行为梳理整合、科学修订为六类：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把党章关于纪律的要求具体化，并在分则各章中按照同类相近和从重到轻的原则进行排序。

　　专家解读：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介绍，例如滥发津贴等，以前虽有制度约束，但过于零散碎片化，现在制度更加规范，处分体系更完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过去，违反党章、损害党章权威的违纪行为缺乏严肃问责的条款，修改条例整合明晰了党员的“负面清单”，对党员干部禁止行为的事实范围进行了调整，内容细化，可操作，不仅告诫党员干部哪类行为不能做，同时提出清晰的处罚依据，违纪行为不再有空可钻。

　　中央党校党史部主任谢春涛说，比如原条例第150条中关于“通奸”“包养情妇(夫)”的提法在新条例中被删除，范围扩大到“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让纪律处分的面更宽更严。“有些不正当性行为可能只是道德问题，不违法，以前太具体反而容易有遗漏，让一些人钻了空子。修改后把软约束变成硬要求。”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表示，旧条例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什么都管，但有些问题没管好。例如，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等以前难以把握，存在模糊地带，此次修订明确列出，可以“对号入座”，使违纪者不能再心存侥幸。

　　高波介绍，条例把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列在突出位置，明确增加了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等违反政治纪律条款，把非组织活动、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不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不如实报告个人事项等列入违反组织纪律要求中。

　　“过去常说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怎样算做到，一些人并不清楚，现在条例中对此明明白白说清楚了，不能再打擦边球。”高波表示。

　　十八大以来成果制度化：方向精准体现从严治党常态化

　　条例修订：将十八大以来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落实八项规定、反对“四风”等从严治党的实践成果制度化、常态化。条例明确增加了一些违纪条款，如廉洁纪律方面增加了权权交易、利用权职或职务影响为亲属和身边人员谋利等;在违反群众纪律方面新增侵害群众利益、漠视群众诉求、侵害群众民主权益等;在工作纪律方面增加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工作失职等;在违反生活纪律方面增加了生活奢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

　　专家解读：多位专家指出，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央始终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但也时有“反‘四风’只是一阵风”“反腐力度过大动摇执政基础”的杂音，群众在切实感受到反腐成效的同时，也担心反腐力度可能减弱。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戴焰军表示，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党规和法治一起作为国家法律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一些腐败问题，必须出台严厉举措，刹住歪风，但禁令并不是一阵风的运动，也需要在日常工作中长期发挥作用，更严约束党员的党内生活。

　　例如，十八大以来，查处了不少党员干部大吃大喝、出入高档会所、打高尔夫等违反八项规定问题，而大吃大喝在以前的纪律处分条例中没有具体明确的表述。新修订的条例明确对超标准、超范围接待或者借机大吃大喝等相关责任进行处分，一旦违反将依条例严格查处，这对党员的约束力明显增强。

　　庄德水表示，新的纪律处分条例让问责、执纪、监督有新的靶心，也明确了纪委监督执纪问责的要点、标准、尺度、力度。

　　专家指出，此次修订的一个重要信号是：全面从严治党，越往后执纪越严。高波表示，十八大以来，党纪修订明显的变化是以问题为导向，针对现实中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用制度措施加以解决，按照全覆盖--从严执行--更严要求的方向不断迈进。“从严治党没有休止符，随着形势发展，制度层面上也将不断完善健全。”高波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