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新疆辅警工资待遇标准及改革最新消息(二)

工资福利待遇有保障了

协警赵振峰是一名退伍士官，在部队服役了17年，2012年被招聘到县公安局，在城关派出所3中队当合同制协警。他很自豪地说：“今年每月银行工资卡里能收到3200元，比县上行政单位公务员工资也就少拿四五百元，工资福利待遇有保障了，养家糊口够用了，我会珍惜这份工作好好干。”

按照该县“合同制管理”办法规定，协警的工资待遇实行用人单位岗位经费预算的办法，由县人社部门每年按上年度商洛市在岗职工均工资核定岗位经费(其中包含社会保险费)，财政部门依据核定标准直接拨付到个人工资卡中，并按年度缴纳养老、医疗、失业保险金直到法定退休年龄。其中，工龄工资每年增加20元，加班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与正式民警一视同仁，并落实工会会员、年体检、年休假等项制度。

据了解，该局协警实际工资已经达到丹凤县干部职工均工资的中等偏下水，在商洛市各县(区)协警工资待遇中处于领先水。工资福利待遇有了保障，彻底解决了协警的后顾之忧，消除了协警“临时工”的心理，增强了协警的归属感，减少了协警的流动性，保障了协警队伍的稳定性。

成了治安防笵主力军

提到警力不足话题，局长李志学感触最深。四年前，他刚担任局长，公安部和中央政法委就交办下来13起信访积案，主要涉及因修建高速公路、拆迁等引发的矛盾纠纷，这些积案因缺失证据，时间拖得太久，很难处理。

李志学说，由于警力少，民警出警往往控制不住现场，一些家族势力仗着人多，围攻办案民警起哄闹事，造成民警工作压力大，打击力度不够。那几年，打架斗殴、偷盗行为比较多，发案率高，上访率高，丹凤成了有名的上访大县。现在，把警力配足后，能确保24小时接警处警，实行的是两班倒，一旦有警情，可以马上出警，现场拍照取证，回来后有充足时间完善案卷材料，能调解的及时调解，调解不成的依法进行处罚。这样，从源头上减少了信访案件的发生。过去的信访大县，现在变成了省上表彰的化解矛盾纠纷信访工作先进县，该局信访工作连续三年全市第一。去年，丹凤县公安局还被省公安厅评为全省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

按照公安编制，镇级派出所至少配备20名正式民警。可是，丹凤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所长白引宏告诉记者，全所现有警力29人，其中协警就有20人。而在巡特警大队协警所占比例更大，在现有47名警力中，协警达42人，正式民警只有5人。年来，这支协警队伍在日常社会治安、防控、巡逻、交通指挥及配合缉毒、办案等工作中，日益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在2013、2015年度目标责任考核中，该局优秀民警评选中协警所占比例分别为51%、53%。其中，巡特警大队协警姚立明、赵肖通过几年的教育培训，已成为该局警务实战技能教官。

今年“两会”，一些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发声：在推动协警辅人员管理制度改革中，要进一步明确协辅警人员的法律地位和岗位职责，完善职业保障，增强协辅警人员的职业荣誉感和归属感，减少队伍流动率，提高待遇，保障队伍稳定性，提升协辅警队伍的地位和社会公众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丹凤县公安局大胆改革，厚爱协警的做法具有试水意义。

警力配置问题，基层一线单位建制规范问题，警力不足，机构名称不统一，民警的职级待遇问题，经费保障问题，各自为战……谈及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公安局长们作为改革的亲历者和实践者，可是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在第13期首任地市公安局长培训班情景模拟课结构化研讨中，公安局长们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当前全面深化公安改革面临深层次、瓶颈问题，机构设置与编制标准问题是关键，也是全面改革的基础和前提。

顶层设计不规范、不完善;机构设置不统一，名称、规格不一致，应加强顶层权威设计，强化政策刚性机制

顶层设计不足，机构规格、设置不统一，全国各地五花八门……几乎每一位参加讨论的学员都首当其冲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现在基层的名称都统一不了，有的地方还没有实行队建制，事实证明，上面没有刚性规定是不行的。”黑龙江垦区公安局局长徐连斌说。

“规范机构设置，比如综合类，象办公室等，勤务类……都要明确规范起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树泉告诉记者。

海南省三亚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向明认为，公安改革要防止出现碎片化，要加强顶层设计，体现权威性和统一性;机构设置上要防止分工越来越细，警种林立，看似职能清晰，但真正运转并不通畅，特别是区、县一级，下一步要根据职能任务进行合理划分。

“改革上述种种问题，就要树立全国一盘棋，充分体现警察不同于其他政府机构的，加强顶层权威设计，在全国统一机构名称、职级、机构规格。同时，强化政策刚性机制，避免出现‘有条件’之类的模棱两可的话。”研讨会上，学员们一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对策。”

　　协警工资待遇标准

部门警力编制不统一，警力配置上政出多门

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学院副院长魏永忠教授介绍，现在公安部刑警、技侦、网安等20多个业务局都下发文件，要求各自警力要达到专门的比例，这种警力配置上的政出多门往往让基层无所适从。

“造成问题的成因是多元化的，包括社会、政府以及公安机关一些自身的原因。”魏永忠直言。

关于编制标准的问题，一年多来，公安部已多次向中央编办提交了意见说明，中编办以本届政府不增员为由，均予以否定。中央编办这样的底线思维，编制标准何时才能出台?北京市公安局现有的1000余名网警，都是内部洗牌洗出来的，就是说由原来的编制腾出来的。

如今，改革到了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时刻，中编办还在搞形式主义一刀切，保守，还拿原来的条条框框衡量问题。

“改革就是要突破旧的模式，公安机关当前面临严峻的犯罪形势，特别是昆明“3•01”事件发生以来，公安民警工作面临更多的挑战，如果还拿以前的办法肯定是行不通的，也与改革的精神严重背离。”广西玉林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李庄浩深有同感，“山东省公安厅率先成立了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总队，部里要求都要建立专门的打击队伍，可是方案报到编办，编办就是不同意，我们也没办法。”

改革理念没有深入，人员编制没有按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设定，建议中央编和地方编双轨并行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年来，人员编制标准，并没有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给各警种、各科、所、队的发展留有余地，一些地方警力不增反降，导致一线民警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甚至引发民警离职。